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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后浪”难喜杜甫诗 读懂方知“诗圣”难-中新网

发布日期:2020-05-19 02:01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如今,成都杜甫草堂是美丽的园林,里面亭台楼阁,花木扶疏,环境幽静。后人们觉得,杜甫不该住在漏雨的破草房里,他应该住在一座安静的、优雅的园林里,守着锦绣山河,继续创作诗篇。

  每当中华民族遭受艰难困苦的时候,杜诗就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。无数的爱国志士从杜诗中吸收营养,汲取力量,“前浪”杜甫激励过太多“后浪”。

  最近,BBC推出了“诗圣”杜甫的纪录片。杜甫被冠以“中国最伟大的诗人”,与但丁、莎士比亚比肩,第一次以纪录片方式,介绍给西方世界。

  人在落难的时候看人生,视野、心态都会发生变化。莫砺锋说,正是这种流浪的生活,促使杜甫把目光转向自然、转向自我,诗的题材更加广泛,内容也更加深刻。

  “后浪”难喜杜甫诗读懂方知“诗圣”难

  那些日夜,萦绕在他心头的是安史之乱时,杜甫那些断肠语。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“泱泱泥污人,狺狺国多狗”“不眠忧战伐,无力正乾坤”“谁能叫帝阍,胡行速如鬼”……

  杜甫人生最后一年,又见到了李龟年。当年两人初次相见,杜甫意气风发,“开口咏凤凰”,而今住在湘江的破船上,杜甫见到故人,依旧兴奋直呼:“正是江南好风景,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

  “李杜诗篇万口传”,可李白和杜甫是完全不同的风格。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在《莫砺锋讲杜甫诗》一书中,提到个有意思的现象。

  杜甫“少小多病”,不是一个健康的儿童,但正如冯至在《杜甫传》中所说,杜甫生长在一个健康的时代。

  “乌鸦嘴”应验

  杜甫当时只是个官居从八品下的小官,却坚决不肯屈膝。因为官太小,叛军根本没有将杜甫瞧在眼里,只是把他关在长安。即便如此,杜甫还是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,逃过唐军与叛军对峙的战场,九死一生地逃到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,投奔“王师”。当时的诗人里,大概只有杜甫这样做。

  后来抗战胜利,日本投降,很多流亡到重庆、成都的知识分子听到好消息,都不约而同地吟诵起一首诗,就是杜甫的那首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:“剑外忽传收蓟北,初闻涕泪满衣裳。”这个时候,大家觉得最能抒发心情的就是杜诗。

  唐朝的诗人灿若群星,唯独人们在杜甫的姓氏前冠以“老”字,称之“老杜”。盛唐的那批诗人,论起年纪孟浩然较长,也没见有人叫他“老孟”,只有李白叫他“孟夫子”。千百年来,只有杜甫担了一个“老”字。

  平民惜平民

  BBC纪录片里,有个老人每个月都会去一次杜甫草堂,主持人问他“为什么杜甫对他这么重要”。老人说,因为杜甫关心穷人。

  天宝十一年(752年),杜甫与高适、岑参等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,同题赋诗,寄托感慨。别人都是登高升空、遁入虚远、与世隔绝,只有杜甫充满苦闷:“自非旷士怀,登兹翻百忧。”

  北宋亡国前夕,爱国名将宗泽主张坚决抗金,但是报国无门。他在临终时,吟诵出杜诗: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抗金名将李纲也一样,在担负起保家卫国重任时,他亲笔题写杜诗,送给朋友共勉。

  李白正在江南漫游,放浪形骸;王维躲进辋川别墅,高念起佛经;高适身居要职,诗却写得越来越远离现实;岑参“自从干戈动,遂觉天地窄”,忙着摩拳擦掌,哪还有心搞创作。

  忧国忧民的杜甫,一生基本是平民身份,他经常称自己是“杜陵布衣”,又自称是“少陵野老”。布衣也好,野老也好,杜甫认为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,一个平凡的百姓。然而,谁说平凡的人就当不起“最伟大”呢?

  有后劲的“老杜”

  人生的际遇离合,大多不受个人支配。苦不苦,想想晚年杜工部。杜甫在痛苦的处境中,能“勉为常人之所难”,这是每个人都可学的。如此为人,走了运,当然会成功;倒霉了,也不至于失败。因为,纵使风雨一生,他仍然是他。 【编辑:白嘉懿】

  在成都,一个暴风骤雨之夜,他的茅屋被大风刮破,雨水漏下来,床上都是潮湿的,他整夜失眠。这个时候,他想到的居然是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”。

  1942年,洪业已经五十多岁。适逢抗战,他与邓之诚、张东荪、陆志韦、赵紫宸等燕京大学教授,被日军关入监牢四个多月。在狱中,他曾请求狱吏“让我家送一部《杜诗引得》或任何本子的杜诗一部入狱,让我阅看”,但未能成功。

  天宝三年(744年),三十三岁的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会,不久又结识高适。三人登高赋诗,肆意人生。翌年,在济南又与李邕相识,作《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》,留下“海右此亭古,济南名士多”的名句。

  胸怀长安梦,随后他迎来了长达十年的“京漂”之旅。为了得到提携重用,他频频献诗,却屡屡碰壁,前半生“后浪”的快意戛然而止。

  叛军很快占领了长安。唐政府许多官员选择投降,宰相陈希烈、驸马张?等人变节,到伪政权任职,就连杜甫的好朋友王维也没能免俗,留下人生污点。

  “国家不幸诗家幸,赋到沧桑句便工。”中国古代伟大的诗篇,往往不是产生于和平幸福年代,而是孕育在国家多灾多难的时代。这时候,文学的价值、诗歌的价值才凸显出来,杜诗的意义也正是在此。

  跟李白、白居易比起来,杜甫并不是一个懂得“讨好”读者的诗人。其内容有十之七八,人们总觉得难懂,那苦大仇深的腔调,更让人提不起气。这点,倒跟另一位“语文杀手”鲁迅很像。

  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郎,在历经人生百味后,越发成熟、厚重,一位现实主义大师跃然而出。

  后来,他到奉先县探亲,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因挨饿而夭折。身为父亲,杜甫无比悲痛、惭愧,但他马上又想到,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贫困的人。那些失去田地的农民、那些在前线戍守的将士,又该过得多么艰难?

  “风檐展书读,古道照颜色”,这是文天祥《正气歌》的句子,“展书读”的就是杜诗。狱中生活百无聊赖,他把杜诗的句子从原诗中抽出来,重新组合成新的诗。文天祥一共写了二百首,都是五言绝句,即流传至今的《集杜诗》。

  齐鲁晚报?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

  BBC纪录片《杜甫:中国最伟大的诗人》,其灵感源自史学家洪业的一本同名著作。该书于1952年出版,是英语世界首部研究杜甫的专著,至今被海外推崇为研究杜甫最具权威性的著作。

  南宋理学宗师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以严苛著称,《朱子语类》里,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五位伟大的人物:诸葛亮、杜甫、颜真卿、韩愈、范仲淹。这五人,除了杜甫以外,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,要么是功业彪炳的政治家,要么是为国捐躯的烈士。唯独杜甫算不上一个政治人物。他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,几乎没有多少值得提起的东西。他要报效祖国,他想忠于朝廷,他坚决反对叛乱,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。

  “老杜”年轻过、狂过、野过,经历过中年危机,起起落落,活得辛苦。但他始终有股子活力,或者说叫“青年气”。无论世道多么艰难,生活多么不易,他的心是火热的,热得足以温暖天地苍生。长江后浪推前浪,杜甫活出了“前浪”该有的样子。

  天宝十四年(755年),安史之乱爆发,杜甫四十四岁。面对空前巨变,盛唐时期的重要诗人们竟然集体沉默了。

  “老杜”之老,老得彻底。他诗风老到,一句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,就写满了少林扫地僧般的厚重感;他大器晚成,成都草堂和夔州迎来创作高峰,已逼近人生的暮年。

  然而,杜甫也曾年轻过。他出生当年的七月,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为帝,翌年改年号为开元元年。杜甫一生经历了唐玄宗、肃宗、代宗三代皇帝。

  那是文化生活高度发达的盛唐,国家统一已将近百年。农村经济繁荣,交通发达,商业和手工业,甚至科学技术,都有相当的发展。“人民在这时自然也健壮起来,无论在体质上或精神上都具有坚定的自信心。”

  父亲告诉洪业,自己年轻的时候,也有这样的感觉。可随着年岁越大,对杜诗的欣赏也越多了。“读李诗、白诗,好比吃荔枝吃香蕉,谁都会马上欣赏其香味。读杜诗好像吃橄榄,嚼槟榔,时间愈长,愈好;愈咀嚼,愈有味。”

  少年时,杜甫也曾“仗剑走天涯”。他漫游江南,登临山川,结交名士,眼界大开。二十四岁时,杜甫去洛阳参加进士考试,几乎没有悬念而落第。这在当时很正常,杜甫并未在意,又开始北方的漫游生活,“放荡齐赵间,裘马颇清狂”,好生潇洒。

  只有杜甫,在最动荡的岁月里,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,记录了一部“诗史”。出身名门的他,从此沦落到社会底层,加入到流浪者的队伍中。杜甫不仅看到了民众的苦难,也亲身经历着度日如年的生活,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,靠野果充饥,还要仰人鼻息,受人接济。

  “诗仙”“诗圣”“诗佛”“诗杰”……在中国,从来不缺少写诗的名家,杜甫凭什么担起“最伟大”三字呢?

  洪业十四岁时,也有同样的疑惑。父亲给了他一部石印的《杜诗镜铨》,作为翻检诗韵、学做律诗的教材。同时,还留下句话:“不但杜甫如何做诗是可学的,而且杜甫如何做人也是可学的。”

  那一刻,杜甫已经预感到歌舞升平背后所隐伏的危机。只是他不知道,自己的“乌鸦嘴”会那么快应验。

  最明显的例子是文天祥。文天祥被捕后,在狱中关了三年,始终不屈。皇帝投降了,太后投降了,家人失散了,南宋灭亡了,他却始终不改初心。一千多个日日夜夜,支撑他的只剩下杜甫。

  在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和河南巩县杜甫陵园,各有一尊李白、杜甫雕像。江油的李白雕像,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的意气风发的形象。他佩着一把剑,昂首阔步,非常像人们想象中的李白。而巩县的杜甫雕像,也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,是一个垂暮的老人。他愁眉苦脸,充满怜悯地俯视着满目疮痍的大地,让人看了以后心情沉重。

  杜甫这一生,得意的时候少,倒霉的时候多;欢乐喜笑的声音少,叹息呻吟的声音多。可如果他只是心疼自己的话,也终究配不上“最伟大”。

  从安史之乱起到元、白、韩、柳登上诗坛,其间足有三十多年,整个唐代诗坛都被杜甫的光辉所笼罩。